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同意公安部的提案: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放宽对夫妻分居在户口管理上的限制;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将根据有关政策解决户口问题等。消息传出,长期为户口问题困扰的人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户口的功能正日趋弱化。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婴儿落户随母的政策却雷打不动,一直限制着人员的流动。许多有情人因户口问题知难而散,有的两地分居的夫妻为了解决孩子的户口甚至干出假离婚的荒唐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流动的社会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人财物能根据市场需要自由流动,其中人的流动最为重要,它的作用在于引起社会性的资源再分配,缓解社会差别的消极影响。让社会流动起来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首先就是要进行户籍改革,打破人才流动的障碍。
不少媒体都刊登过邵联琴的故事。邵联琴原籍浙江温州,是第一个在上海申办蓝印户口的人。1990年,他从温州到上海做服装生意,因是临时户口,每月要去派出所交纳城市治安费,好像每个月都在提醒他——上海只是个临时码头。户口进不了上海,孩子就不能在上海读重点中学,更不能在上海考大学。孩子进不了上海,邵联琴的根就不能扎在上海。尽管他的服装生意在上海做得红红火火,他还是把服装厂留在温州。1994年,上海推出蓝印户口政策,当了解到蓝印户口享有与正式户口同样的待遇,并且5年后就可以转为正式户口时,他大喜过望,第一个在浦东申办了蓝印户口。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他决定在上海大干一场。1996年,他将服装厂从温州搬到上海,工厂规模从20人扩大到400人,投入资金6000万元。去年,他又开了一个厂,经营领域从服装扩大到机械制造。
户籍制度是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的产物,目前世界上实行户籍制度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1958年1月9日,我国推出第一个户籍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登记条例》,这个被称为“二元结构”的户籍法,在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的流动,一管就是40多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早在几年前,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就根据自身的需要开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新路子。1994年,上海推出蓝印户口政策,规定凡在上海购买40万元以上商品房,或投资20万美元、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以在浦东申办蓝印户口;1996年3月,厦门市从20万外来打工者中评选出20名优秀者,为他们办理了厦门户口;1997年7月,江苏省政府批准,凡参加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已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录用,且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员,是农村户口的,可办理“农转非”;而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早在90年代初,就打开户口壁垒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张开了欢迎的臂膀。
从户籍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和地区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应该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次我国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将为我国社会的有序流动创造基本条件,直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然而,正如公安部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涉及面广,情况比较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目前只能就其中几个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意见。尽管如此,此次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革开放20年来一直“铁板一块”的户口制度终于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打开了缺口。